众所周知，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教育公平也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不可否认，自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特别是1999年以来，高等教育有了较快发展，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我国高等教育开始由精英教育逐渐向大众化教育过渡，广大青年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显著增加。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高等教育在我国仍然属于稀缺资源，其本身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实际需要，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也日益显现,并且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正如有关专家所呼吁的：虽然高考考试形式公平，但在招生时采取的是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招生办法，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地区之间原本已经存在的高等教育不平等。这不，尽管今年北京考生人数比去年减少2万人（减幅达20%），但部属高校今年在京招生计划的减幅并不明显，计划比去年减少10%的高校已属于“减招量较大”，多数部属高校只减少了几人、甚至与去年持平。同时，如果清华北大两校招办负责人均表示：如果北京生源质量高，还可适当进行扩招。这就意味着清华北大等高校在北京的录取率是“明降暗升”。
要知道：国家公立大学，尤其是部委所属重点大学的建设，享用了全国的人财物资源，在提供高等教育服务方面理应具有全国区域概念上的公平性，而不应成为目前仍然存在的为某些特殊地区提供特殊待遇的地域优势。笔者认为：今年清华北大等高校在北京“明降暗升”的录取率是在挑战国家积极倡导并推行的教育公平原则。正如有关专家所说：高等学校的招生制度惟一应关注的是公平地为国家选拔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才，而不应该被期望赋予过多的其他功能。更何况教育是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要义在于普适性，在于公共性，不能成为哪一群体的专利，抑或有所偏好地给予某一群体。
伯顿·克拉克教授认为：“如果高等院校各具特色，而不是被呆板地纳入一个大而统一的体系，高等教育就能够最有效地体现公平精神。”没有一个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体系，只会导致高等教育资源的紧张，势必造成更大的不公平。今年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也建议：国家制定教育规划纲要时，除了保公平还要顾公正。因此，当前一方面要必须坚定改革高考试题的“城市化”倾向，取消高考录取的“特殊化”倾向，尽量考虑到“老少边穷”地区学生的实际情况，给他们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改革和完善教育投入体制，建立与公共财政体制相适应的教育财政制度，保证地方高校经费持续稳定增长；拓宽经费筹措渠道，建立社会投资、出贷和捐资办学的有效激励机制；完善国家和社会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制度；严格管理，不断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也就是说，只有真正做到在高等教育投入上“少些锦上添花，多些雪中送炭”，才能最终让更多的青年学子享受更好的优质教育，创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实现人才资源的整体开发与合理配置。